清初思想家唐甄在山西长子县做知县时，为了动员百姓种桑养蚕，不但挨家挨户做工作，而且自己动手示范，结果一纸文书通告未发，就在三旬之内种桑80余万株。唐甄认为，文书通告“藉以通言语，备遗忘耳，奚足恃乎”，故而提出“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唐甄的这一观点，主要是针对当时官场中公文泛滥、有令不行的弊端提出的，并非一概否定发布文告推行政令的作用。他认为，如果只管发文，不问落实，其结果只能是“百职不修，庶事不举，奸弊日盛，禁例日繁，细事纠纷，要政委弃”。

　　历史上，“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的事例不胜枚举。安史之乱后辅佐唐肃宗光复的李勉，以居官廉洁、严厉干练著称。其初为开封县尉，就颇有政绩。为整饬吏治，李勉就任的第一天就令人贴出告示：“凡受贿者，须在三天内自首，过日者舁榇相见。”“舁榇”者，抬着棺材也。告示贴出后，不起作用。开封府中有个污吏故意受贿，并放出风来让李勉知道。李勉召集吏卒们说；“有人受贿，我知道了，希望尔等自首，但不得超过三天，逾期不交代的，你抬着棺材来，咱们再说话。”那位污吏还是满不在乎。过了期限后，那位污吏真的让人抬着棺材去见李勉。李勉在弄清真相后，说：“故意受贿枉法，罪加一等。”对方不以为然。李勉命令手下：“将他装入棺材，用铁钉钉紧，扔到汴河里。”从此，开封的大小官员再也不敢明目张胆贪赃枉法。

　　强调实干、注重实效，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大力倡导“实事求是，力戒空谈”。邓小平同志说：“世界上的事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都是以实而治的具体体现。

　　但还要看到，“以文而治”现象在一些地方依然普遍存在。会议瀚如海，“你开会我开会大家都开会”；公文堆成山，“你发文我发文大家都发文”。以文件贯彻文件，以会议贯彻会议，搞不完的汇报、填不完的报表，却不知“谁来落实”？

　　有的领导干部不接地气，坐而论道，闭门造车，所作的决策很容易脱离实际、不着边际；有的领导干部信奉“开会才算重视，发文就是落实”，把“痕迹”当“政绩”，视“做完”为“做好”……“以文而治”的实质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弃“文”求“实”，体现在谋事实、创业实、做人实等各个方面。比如，摆脱“文件会议依赖症”，少开会、开短会，少发文、发短文；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出实招、做实事、求实效，戒夸夸其谈、凌空蹈虚。一言以蔽之：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范仁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