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安徽桐城，首先去看的，是六尺巷。

　　六尺巷的故事，文字记载最早见诸清末民初桐城派作家姚永朴的《旧闻随笔》：“张文端公居宅旁有隙地，与吴氏邻，吴越用之。家人驰书于都，公批诗于后寄归，云：‘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吴闻之感服，亦让三尺。其地至今名为六尺巷。”

　　张文端公，即张英，安徽桐城人。康熙年间，官拜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今天，六尺巷成为有名的家风教育基地，吸引无数游客专程打卡游览，这很好理解——在张英如此家教下，张氏子孙大都能谨守家风，克承祖训，或蜚声朝野，或著节岩疆，或噪誉文坛，或树望梓里，名垂史传。先后出现“三世得谥”“六代翰林”等人文盛况，可谓“门族清华，世代簪缨”。

　　在张家的家风家教中，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就是“俭用”。

　　张英一生著书颇多，关于家风的著书，最能流传后世的是《聪训斋语》。在《聪训斋语》中，张英特别推崇《谭子化书》训“俭用”的内容。如“天子知俭则天下足，一人知俭则一家足”“俭于嗜欲则德日修，体日固”等。他一生谨慎奉行，也这样教育要求子孙。

　　张英在《聪训斋语》中说：“以俭为宝，不止财用当俭而已，一切事常思节啬之义，方有余地。”“俭于居身而裕于待物，薄于取利而谨于盖藏，此处富之道也。”张英把“俭用”的内容归纳为“俭于饮食，可以养脾胃；俭于嗜欲，可以聚精神；俭于言语，可以养气息非；俭于交游，可以择友寡过；俭于酬酢，可以养身息劳；俭于夜坐，可以安神舒体；俭于饮酒，可以清心养德；俭于思虑，可以蠲烦去忧”八个方面。

　　彼时，清朝经过数十年的休整和发展，经济繁荣，社会风尚也随之出现一些铺张奢靡之气。但位极人臣的张英却俭朴无奢，其妻吴氏也奉行节俭，一件青布衫穿好几年不丢弃，某日补衣时，竟被别家的奴婢误认为张家的帮佣。

　　张英归桐城后，一切果品菜蔬都是自家园圃所产，而无山珍海味、香甘肥腻之物。张英年老，为补续血气，每日服人参一二钱，当得知桐城米价一石不超过四钱，日服人参价格与之相当，甚至是其两倍时，便不再服人参。自述“归田以后，誓不着缎。”原因是，绸缎虽华丽可观，但它一沾灰油便改色，不可洗不可染，价格又比湖州绉绸与丝绸贵六七倍，所以只穿湖绉、文布等普通衣服。“冬则羔裘，夏则蕉葛。一切珍裘细悉屏弃之。”

　　节俭意味着克制，有时还会被人误认为吝啬而加以嘲笑，年轻人往往会因为面子上过不去而感到害羞。张英却认为大可不必，他垂训子孙，每每听见别人讥讽自己“俭”“悭”“啬”时，无需脸红，因为这其实是“美名”“美事”。

　　他还教育子孙远离声色货利：“人生于珍异之物决不可好”。否则，浪掷千金，不得其乐，反受其累。更不可学习“人家子弟，鲜衣怒马，恒舞酣歌，一裘之费动至数十金；一席之费动至数金。”十余石、百余石稻谷都不足以开销，而佃户终年劳苦，每一石稻谷都来之不易，不能如此糟蹋。

　　张廷玉秉承父亲“俭用”家风。他寝处皇帝赐居戚畹旧园十余年，生活十分俭朴，连日用器具都不齐全，“所有者皆粗重朴野，聊以充数而已”。

　　张廷玉告诫子孙“生富贵之家”，切不可“染纨绔之习”。但他对百姓疾苦，却忧戚在心，必欲尽力以解困。康熙四十八年，桐城东乡陈家洲遭受水灾，他立即动员兄弟子侄捐款捐物，赈恤灾民。雍正十一年，他奉命回乡举行祭父大典，途经河北时发现水灾严重，旋即奏请朝廷开仓赈济。此后又将祭父大典所余银两捐修了桐城东门外的“良弼桥”。乾隆四年，他得知乡里歉收，贫民乏食，立即驰书家人捐谷一千石，并嘱弟侄辈精心筹划，以成善举。（刁兴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