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庸》原为《礼记》中的两个单篇，西汉武帝时收录于《小戴礼记》，后来简称《礼记》。宋代理学兴盛有了“四书”，并且出现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到了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确立科举考试第一场从四书内出题并结合朱熹的《章句》《集注》进行论述，后这一制度又被明代、清代继承，继而演变为八股取士，于是四书成为参加科举的必读书目。作为四书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彼此是相互关联与呼应的，都以仁政德治为主要思想，都贯穿着修齐治平之道。作为四书之首的《大学》，首先明确提出了“修齐治平”的德治理念：“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某种意义上，《大学》是提出“修齐治平”思想的总纲，而《中庸》《论语》《孟子》则是相应的具体阐发实施办法或方案，从而构成一个彼此关联的较为完整与系统的德治体系。因此，总体认知《大学》的德治理念有其必要性。《大学》中的德治理念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

　　爱民如子。“《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爱民如子是治理者与人民的关系，犹如父母对于子女，要引导、教诲、关爱、扶助，并且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树立榜样，从而维护尊长的权威，这一理念带有鲜明的家庭家族的亲情与人伦色彩，同时也强调了治理者的家长式权威；另一方面也说明百姓即子民应如子女对待父母一样对待国家与父母官，忠于国家与孝敬父母是合二为一的，亦即忠孝合一、家国一体，也是中国“家国同构”治理理念的重要体现与渊源，这与《论语》中于民“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及富之、教之等思想相呼应。家国同构的治理理念与农耕文明孕育了中国的儒家文化，进而产生了精忠报国等爱国主义传统；此外，后世的忠臣贤相与清官廉吏也多以父母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体现出爱民如子的尊长的关爱与教导，这也是仁者爱人的仁政的表达，而好民所好、恶民所恶即“以民心为己心”，则体现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爱民如子可以得到人民的信任与拥护，进而实现国家的稳固与兴盛。“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则体现出治理理念与政策得到民众支持与认可则可治理好、守护好国家，否则失去民众则会国家败亡，这与孟子后来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意义相关联。

　　以上率下。“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上老老、上长长与上恤孤、君子慎独都体现了示范引领作用，以上率下的治理理念则强调了领导者的示范作用。而《论语》中也一再强调领导者的以身作则，比如，“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权力可以分为职位权力与非职位权力，进而又可以分为法定权、奖赏权、强制权、专家权与参照权5种。在德治思想中，参照即示范权力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且“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即使有职位权力，但若没有相应匹配的道德也会最终导致灾祸而失去职位。“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这让人想到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和“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美好而和谐的社会理想，如果领导者能够躬亲示范、带头引领，在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与个人品德等方面作出表率，那么上行下效，社会治理肯定会收到良好的效果。同理，上梁不正下梁歪，桀纣之类的贪图享乐、奢侈腐化、横征暴敛、鱼肉百姓者也会被唾弃，进而江山摇摇欲坠而灭亡。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率先垂范、以上率下可谓德治最直接与最有效的途径。

　　以义为利。这主要体现在德本财末与国之义利两方面。德本财末观——“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国之义利观——“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德本财末与国家以义为利都强调了道德与仁义在治国中的首要与优先地位，这都离不开君子慎德，即有德而得众，得众而有土，有土而有财，故而“德本财末”。若外本内末则容易诱导民众争夺财利，这样会财聚民散。所以，德本财末说明国家的职能不是收税或聚敛财富，国家的职责应为藏富于民、加大投入，让百姓安居乐业，从而财散民聚，进而实现社会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有聚敛钱财与贪腐的官员还不如有盗贼，可见官员贪腐危害之深重，不仅造成国家的损失，更损害国家的公信力，导致失去民心，也会葬送自己的前途甚至身败名裂、身陷囹圄，故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肖新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