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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分享：克莱因：儿童精神分析中，分析师与父母如何相处

摘要：

1.在我们进入分析青春期的孩子的主题之前，必须先讨论分析师跟父母相处的问题，虽然这个问题不是分析技巧的范畴，却是儿童分析师的工作中相当重要的一环。

2. 为了使分析师的工作得以进行，分析师和儿童父母的关系必须足够好。由于孩子仍必须依赖父母，因此父母必须是分析的一部分。

2.我总是想办法让父母明了：不要让孩子认为他们所使用的教育方式是来自我的劝告，并努力将教育和分析完全隔离，如此“分析”才能纯粹属于我和病人之间的事。

3. 我们应该谨记，父母不是分析是否有效的裁判。

4. 我们必须谨记，分析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确保孩子的健康，而非来自父亲或母亲的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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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进入分析青春期的孩子的主题之前，必须先讨论分析师跟父母相处的问题，虽然这个问题不是分析技巧的范畴，却是儿童分析师的工作中相当重要的一环。为了使分析师的工作得以进行，分析师和儿童父母的关系必须足够好。由于孩子仍必须依赖父母，因此父母必须是分析的一部分。然而，由于父母不是被分析的对象，因此可以通过一般心理方式影响他们。父母与儿童分析师之间的关系有一些特定的难题，因为这一关系与父母自己的情节有关。孩子的精神官能症与父母本身的罪疚感非常相关，父母认为让孩子接受分析，证实了孩子的病症是他们造成的。此外，要他们告诉分析师其家族生活中的细节，常常是非常困窘的。尤其是母亲，会对自己的孩子和女性分析师建立关系感到嫉妒。这一嫉妒主要是来自母亲与她的母亲意象之间的竞争，这在女教师和护士身上尤其显著，虽然她们对孩子接收分析的态度非常友善。这些及其他因素，大部分隐藏在潜意识中，使父母（特别是母亲）对于分析师有了爱恨交织的情感，尽管在意识中他们知道孩子被分析的需要，但是仍然无法移除对分析师的感觉。因此，即使孩子的亲戚们在意识中对分析有好感，我们必须期待在这些好感中，多少存在一些干扰因素。至于困难的强度如何，则全在于他们潜意识的态度及对分析师产生的爱恨交织的程度。这是为什么我们在面对熟悉精神分析的父母时所遭遇的障碍并不会少于那些完全不懂精神分析的父母。基于同样的理由，我认为在孩子进行精神分析前，不仅没有必要对父母解释太多精神分析的理论，它甚至是多余的。因为对于他们自己的情结而言，这类的解释只有坏处。我只会和父母解释分析的意义以及分析后果的一些基本原则，并提到在治疗过程中。我将和孩子谈论性的问题，借此事先预备父母的心情，以防孩子在治疗过程中发生一些问题。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我绝对不向他们报告分析的细节。就像成人一样，我严谨地对待孩子对我的信任。

根据我的判断，和父母建立关系的目标，在于请他们尽可能不要干扰我们的工作，不管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例如通过发问和其他方式鼓励孩子谈论分析的事情，或者用任何方式支持孩子抗拒分析。但是，当孩子产生强烈焦虑和爆烈阻抗时......我们需要他们主动的合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依赖照顾孩子的人，不管多困难，都要想尽办法将孩子带来分析。根据我的经验，这是可能的，因为一般而言，不管孩子的抗拒有多强烈，他们还抱有对分析师的正向移情。换句话说，孩子对分析的态度常常是爱恨交织的。尽管如此，孩子的环境所提供的协助，不能成为分析工作的主要辅助。这种强烈阻抗只能偶尔发生，不应持续太久。分析工作应该避免这种情境的发生，若无法避免，则应该尽快解决它。

若我们可以和孩子的父母建立良好的关系，并肯定他们在潜意识中的合作，我们则偶尔可以从他们身上有关孩子在分析之外的一些有用的知识或信息，例如一些与分析工作有关的一些改变、症状的出现或消失等。但是，若父母取得这些信息会付出一些痛苦的代价，则我宁愿不要这些信息，因为它虽然有价值，却不是不可或缺的。我总是想办法让父母明了：不要让孩子认为他们所使用的教育方式是来自我的劝告，并努力将教育和分析完全隔离，如此“分析”才能纯粹属于我和病人之间的事。

另一个要点是，孩子和成人一样，分析的场所必须是分析师的工作室，并且在一定的时间内进行。同时为了避免移情情境的置换，我不会让带孩子来的人留在我的办公室等待。他将孩子带来，时间到时再来把孩子接走。

除非是重大的错误，我不会干扰孩子的养育方式。由于孩子问题常常跟父母情结有关。因此，分析师的劝告不只是无用的，还会增加父母的焦虑和罪疚感，也会使分析更难进行，并使他们对孩子的分析有负向反应。

这种情况在儿童完成分析或经过相当程度的分析之后，会大大改善。儿童精神官能症的减弱或移除，会对父母有正向影响。当母亲管教孩子的困难减弱之后，她的罪疚感也跟着减弱，这除了改善她对孩子的态度外。也使她较能接受分析师关于养育孩子的劝告，因为母亲接受劝告的内在困难已经减弱了。尽管如此，根据我的经验，更重要的不在于影响孩子的环境，而是孩子的分析成果，因为分析可以帮助孩子更能适应困难的环境，也帮助他更能应对环境所施加的压力。当然这种面对压力的能力有限，当孩子的处境恶化时，我们的努力可能会徒劳无功，精神官能症也可能复发。我也一再碰过一些案例，虽然他们的精神官能症并未完全消失，然而分析的结果使孩子在面对困难情境时较为放松，其发展状况也随之改善。我们几乎可以进一步假设，若儿童心智的最深层次被基本改变之后即使病症再度复发，也不会如此严重了。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有时当孩子的精神官能症减弱之后，他外围神经质的环境也会随之改善。有时在成功治疗之后，孩子就可以适应其他环境，例如寄宿学校。在孩子被分析之前，由于其症状及缺乏适应能力，这些是不可能的。

到底分析是应该常常见父母，还是尽量减少与父母会面，则因案例而异。我发现有些案例中，我发现后者可以避免我与父母的摩擦。

父母对于孩子接受分析的爱恨交织，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经验不足的分析师会感到震惊和痛苦，也即非常成功的治疗，也无法从父母那里得到肯定。虽然我常碰到领悟性很高的父母，然而，在大多数的案例中，我发现父母经常忘掉孩子来接收分析时的症状，也很容易忽略孩子在分析中的成长中与改变。除此之外，我们应该谨记，父母不是分析是否有效的裁判。成人分析的成效在于移除干扰病人的困难。虽然父母并不一定如此认为，但我们知道儿童分析的目的在于避免同样的困难再度发生，包括避免精神病的发作。父母一方面被孩子的严重症状所困扰，但另一方面，又不承认它的重要性，因为父母对孩子现实生活的影响力，无法与精神官能症对成人的影响相比。总之，我们应该学习放弃来自父母的认可。我们必须谨记，分析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确保孩子的健康，而非来自父亲或母亲的感激。

以上摘自克莱因《儿童精神分析  第四章  潜伏期儿童的分析技巧》

林玉华译  世界图书出版社  2016年第一版